18世纪中期，茶进入英国和欧洲。并没有导致英国欧洲衰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真正喝茶的英国和欧洲强大起来，塑造了英国和欧洲成熟的公民社会。茶没有造成英国和欧洲的健康问题和精神问题，反而使英国和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体质状况得到改善，精神生活得到丰富。茶只造成了大英帝国唯一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白银外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找到了一个和茶对抗的符号——鸦片。
公平地说，鸦片并不是英国人首先输入中国的。
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
北宋刘翰《开宝本草》已有记载：“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宋人谢采伯在《密斋笔记》中记载著名将领、诗人辛弃疾患痢疾，“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苏轼诗中也提到：“道人欢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于民间。
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鸦片，或者说，具体到如何吸食鸦片。
而吸食鸦片并非中国人的发明。
16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东方，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式：即将东印度的鸦片与西印度的烟草合起来抽。这是一项邪恶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荷兰人贩鸦片，只是从印度到爪哇。将荷兰人的鸦片与鸦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带到中国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与移民。荷兰人参与鸦片贸易，并试图发展鸦片的资本功能，可荷兰人在亚洲的力量有限，无法“做大做强”鸦片贸易。
将鸦片的资本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是英国人。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1757在普拉西战役中打败法国人之后，才开始全面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
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1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
鸦片销往中国后，中国人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新方法——剔出了荷兰人发明的鸦片吸食方式中的烟草，直接吸食纯鸦片。这是鸦片文化的中国化或中国本土化。它最终在文化性质上确定了鸦片的奢侈性毒品的性质，也为鸦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荷兰人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中国人将其进一步地精雅化、纯粹化。印度人在孟加拉各省，大量种植鸦片，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找到补偿长期以来茶叶贸易逆差的贸易品。对英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可以扭转茶叶贸易的逆差和西方向东方扩张三个世纪以来的白银出超的状况，而且还为维持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对中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所谓“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而且“大为风俗人心之害”。
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造成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整整一百五十多年间东方和西方贸易间的一幅诡异景象——英国和欧洲人喝茶，强身健体，意志清明；中国人抽鸦片烟，体质虚弱，意志消沉；而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将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创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惨痛悲凉的历史。
客观地说，鸦片在中国的普及，罪孽并不能全算在英国人身上。中国人自身也有问题。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吸食纯鸦片的方式，也大规模地接受了鸦片的消费方式。如果只是英国人对中国输入鸦片，而中国人并不广泛接受，那鸦片也不可能造成中国的衰落。
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就发生在从雍正到嘉庆的一个世纪里。乾嘉时代人姚君游广东，回来后向友人俞蛟描绘粤人吸鸦片的“旨趣”：“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指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姚君对吸食鸦片的“旨趣”描述，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钟情的老庄、禅宗“旨趣”。但问题是，鸦片这个我们今天认为万分邪恶的符号竟然能和庄禅联系起来，已是一件无比苍凉的事情。到了清朝，中国的传统文化早以开始全面没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圣人以厚德载物”的儒家精神被简化成僵化的科举制度和忠孝礼仪；以大鹏逍遥遨游于九天之上的自由洒脱的道家精神和以大胆宣扬“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惟我独尊，气势万端，透彻不羁的禅宗精神也沦落为经忏吹鼓的末流技艺。原本，中国的传统精神生活方式是附着在“茶”上的，但如今却开始附着在鸦片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茶禅、茶道，大有被“烟道”、“烟禅”取代的趋势。在中国，鸦片大有取代茶叶之势，这不是一个符号的简单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是中国传统精神面临的深重危机。
社会上层的嗜好必然引起社会下层的仿效。乾嘉时人俞蛟还说四民中农民未尝烟味，到道光初年，程春海已感叹：“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道嘉庆年间每岁输入鸦片，不过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而“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此时，鸦片消费者似乎已从富家子弟到一般百姓了，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到同治年间，中国的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人，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本土出产的鸦片产量已超过进口的鸦片产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
鸦片在中国的蔓延，不仅极大地消耗了中国人的体质和意志，也极大地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中国的经济衰败。而后两个原因，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决心禁烟。
但悲凉的是，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禁烟。
清政府禁烟能力的缺乏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内部的。由于清政府已经极度腐败，英国和中国以鸦片牟利的商人可以方便地贿赂中国官员，导致鸦片屡禁不绝，越禁越多。
另一方面是外部的。当清政府决心厉行禁烟的时候，必然引起英国政府的反对，因为这直接“冒犯”了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伤害”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利益。为此，英国人不惜发动了一场战争，打败大清，和中国签订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而《南京条约》的签订，只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开始。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只是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走向全面崩溃的一连串符号。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之前，狡猾精明的英国人已经看中了一块中国的土地和这片土地边的一片海水，这就是今日的维多利亚港（简称维港， Victoria Harbour）。英国人发现了这个港口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不惜借战争从满清政府手上夺得香港，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由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将这个港口割让英国，香港的殖民地史随即展开。
从此，维多利亚港一直深刻影响着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也主导着香港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是香港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关键之一。实际上，正是这个港口的异乎寻常的繁荣，为香港赢得了“东方之珠”的美誉。
香港的诞生，是和鸦片直接相关的。而鸦片的大规模输入中国，则是因为茶叶大规模输入英国。茶叶进入英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繁荣。而鸦片输入中国，则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衰败。
历史经过了一个轮回，到了公元1949年4月20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的前一天），地点长江。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向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开炮，马上遭到还击，被多发炮弹命中，伤亡惨重，坐沉江边，不得已打出白旗。这一次挑衅，英国人什么也没捞到，只能灰溜溜收场。这也是一个事件符号，说明西方列强再也不可能凭着军舰和大炮在中国讨到什么便宜。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这也是一个符号，说明因鸦片而起的中国百年耻辱彻底划上句号。
而在今天的香港，邪恶的鸦片贸易早已被剔出了世界贸易的商品清单。由鸦片而衍生的各种毒品贸易，也无法在世界贸易的阳光下进行。而茶的贸易，却依然在香港繁荣。
今日的香港，已经不仅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亚洲的香港，世界的香港。在这里飘起的茶香，也已经不仅是中国的茶香，也是亚洲的茶香，世界的茶香。
而茶香，是和中国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濡以沫，天然关联的。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茶香东方之珠，就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香了中国，香了亚洲，香了世界。
而那个茶曾经的对手——鸦片，则以邪恶的方式，成就了香港的诞生，也成就了中国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历经沧桑的浴火重生。
而浴火重生之后的茶香、中国茶道、中国茶禅、中国茶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则历经磨难而更加璀璨更加辉煌！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了东方之珠的中国茶香，是世界的福香！游带动茶叶消费还是茶叶丰富旅游内涵都将互融互通。
(责任编辑：八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