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丛书《中国书法史观》卢甫圣 著
本书是卢甫圣先生最新的书法史著作。不同于其他的同类型作品，本书不做一般意义上的史料铺陈和时间梳理，而是着重从三个维度揭示中国书法的独特价值：
一，从语意到语境
艺术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而这种表现为规律的进程却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完成的。通常的书法史会告诉你什么是“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由篆书至草书，是否就是那样条理明晰的依序发展而来的？为什么作者会把它们具体区分为三种基本字体和三种书写方式？
二，从视野到视角
我们总是概略性地把南北朝书法归纳为“南帖北碑”，那在这种概略性的面貌下，为何西南一隅会出现极具北碑色彩的“二爨碑”？郭沫若用王丹虎墓志的浓厚隶意否认同时代的《兰亭序》高度成熟的楷化，那北方书坛与南方书坛是如何分别走向楷书的？
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王羲之以降的以二王书法为核心、以历代名家为谱系的千载书统固然是美美与共的，那为何以傅山为代表的“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也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与书法史意义？这种清代盛行的崇碑趣味又是汲取了哪些散见在书法长河中的“原始性”片段？
卢甫圣先生梳理了书法史上的“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雄辩地指出“以面对过去的方式把传统转化为当前的生活状态，是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的存在依据……是美与用、专与泛、古与今的有机整合，更是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的有机整合。”当我们将书法视为一种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时，卢甫圣先生以带有哲学色彩的抽绎阐述了书法的“独一无二”，完成了从形态层面到思想层面的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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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八个章节，十余万字，
精选配图三百余张，
涉及作品兼顾代表性与偶然性，精英性与大众性，
既有让人耳熟能详的人与书，
也有让人拍案叫绝的“意外惊喜”，
文图相匹，当能让读者获得截然不同的书法精神之旅。
卢甫圣，艺术家，美术史家，出版人，文化学者。浙江东阳人，现居上海。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朵云轩总经理，《书法》《朵云》《艺术当代》《公共艺术》等刊物主编。他擅书画、工诗词、兼治美术理论，著有《天人论》《书法生态论》《中国文人画通鉴》《中国画的世纪之门》《中国文人画史》《海派绘画史》等著作。
正文
八大线索勾勒书法篆刻史的历史轨迹
高清图版
兼顾代表性与偶然性 精英性与大众性
注释
用多于正文3倍的篇幅做文化语境的解读
对若干重要历史节点追加稍趋深入的阐述
自序
卢甫圣
二十六年前，我为《中国历代艺术书法篆刻编》写过一篇序文，以最概括的线索，勾勒了书法篆刻发展史历史轨迹。由于该书为彩印画册丛集，体大而价昂，故颇有抽取序文单独出版的呼声。此事延宕至今终于成遂。在审订文字之余，选辑适当的配图，并且扩充注释体量，对若干重要历史节点追加稍趋深入的阐述。后者或许有助于弥补序文过于简约疏阔的缺点。
对于本然的历史来说，再精准详尽的概括或寻绎，均不过是人为的剪影。本书的存在意义，主要为提示视角而非提供视野，因此像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方能一超直入。这种应合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写史方法，实际上基于一个今人看古人，亦即以当代眼光回顾过往历史的潜在立场，而这种立场本身，又是进入网络主题词检索时代仍需继续写史和读史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构成一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史学，必须通由史观激活史料，使整合语境的观照成为可能。唯其如此，序文变身专著，不妨坦然释然，几经斟酌的书名，也便谓之《中国书法史观》。
内容节选
【第六章 注释7】中国的文字教育和书写训练具有悠久历史，而且往往作为安邦治国的长期政策来推行。周、秦、汉、晋正值文字变迁和书体演化阶段，这项国策执行得比较全面而充分，唐代以后字形书体趋于稳定，文字学的权重逐渐让位于书法。与元政权的宽松放逸不同，明王朝特别重视书法素养，国子监、儒学、社学等各级学校，对书法教育都有明文规定。如《洪武重申学规教条》，要求诸生“每日习仿书一幅，二百余字，以羲、献、智永、欧、虞、颜、柳等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民间普遍沿用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比官学的习书安排更多：“四日内以一日专写字，从影写开始，以后全日自一千五百字增至三四千字，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明廷还设立过历史上少见的中央书法教育机构，选进士中优秀者为庶吉士，入翰林院修文习书，擢社会上能书者为翰林院习书秀才，给廪禄以进能备用，甚至还像现代大学少年班一样，举荐书法神童入翰林院深造。书法教育成效首先见验于科举考试，文徵明、董其昌均因早年书法欠佳，排名受到影响，要晋身一甲、二甲进士，更非“词翰双美”不可。现存青州博物馆的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殿试真迹（图 108），书体步趋钟、王，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不难窥见其深厚功力。明初承西晋以来的中书舍人制，永乐朝设内阁后，中书舍人入直以书写办事，其为帝王宠幸的书法样式，楷书为主，衍至行草，不仅影响到朝廷各部门，而且渐及省、府、州、县，成为遍布朝野风靡百年的流行书体。这种官倡书法，近人常与清代乌、方、光的馆阁体相提并论，并套用当时流行诗文中的台阁体以名之。实际上，明代早就赋予了“中书体”的习称，孙能传、方折子、赵崡等人的相关记载颇多，其师法晋唐而强调“丰腴温润”“雍容矩度”的书风特色，以及溯源于宋璲、沈度（图 109）而沿流任道逊、姜立纲（图 110）之类的迤逦轨迹，亦不难寻绎和体会。应该说，从书法教育到中书体流行，作为明代书法社会控制系统的泛滥现象，一方面接续了元代书统新阐释的势能，以法意相参、文质双彬的努力，使层积已久的形式意蕴获得了再一次重构，另一方面又消蚀着书法新阐释的价值内涵，在干禄功利驱使下表现为对时尚样式的因循，从而滑入与其期望相左的方向。这难免成为明代善书者众而大家鲜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108明 赵秉忠 殿试卷（局部）
图109明 沈度千字文册（局部）
图110 明 姜立纲 咏易诗
《中国书法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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