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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美术馆新展:溯流直上,被当代艺术“复活”的古典踪源

2020-10-10 16:30:41| 发布者:zsdown520| 查看:29| 评论:0| 收藏

2020年9月25日上午,松美术馆正式迎来了新展“传统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条线索”。这是松美术馆本年度举办的第三次展览,展期由9月26日延续到次年2月21日。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中国当代45位/组艺术家的94件艺术作品,时间跨度达近百年,力图呈现在过去一个世纪重要历史阶段中对传统概念的艺术性思考与表达。在开幕仪式上,策展人何桂彦立于美术馆户外偌大的草坪之中,身边环绕着松美术馆秋日里特有的古柏清香。他向在场的媒体这样解释展览的概念:

“我们试图通过一条线索,看看中国艺术家在面对西方、面对本土和面对周遭现实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他们如何在艺术创作当中去呈现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判断。”

策展人何桂彦在开幕式现场

这样的叙述,应当是对展题中的“另一条线索”的呼应。何桂彦的艺术视角颇具历史与人文关怀。西方、本土与周遭现实三者,则构成了艺术家们回答这个问题的三个切入口。在时间线索上则对应着20世纪前半叶,新中国成立后30年,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三个阶段。

遭遇西方之意,集中体现于常玉的《镜中母与子》之中。这幅作品完成于1930年代,是其唯一与宗教题材直接相关联的画作。画面中的圣母和圣子神色安详,姿态自然,流露出的寻常人性是对西方宗教绘画中超凡神性传统的颠覆。其中大面积的留白和简约的勾勒笔法,也不能不让人想到传统的中式艺术意境。创作此画时,常玉正结束海外的美术训练,这幅作品因此也可意喻游子思乡,体现出艺术家多义的创作理念。

常玉,《镜前母与子》,布面油画, 55cmx46 cm, 1930年代

再看重临本土之代表。赵无极创作于1960年的《2.3.60》秉承其一贯的抒情抽象表现主义画风,富有节奏感的笔触与整体协和的色彩运用,营造出神秘莫测的磅礴气象,像是重峦叠嶂云雾间勾连隐现,又许是丹青笔墨下恣溢的文辞灵性,缥缈虚实间尽显东方神韵,非具象艺术的本土实践,在当时尚显闭塞的新政权下显得尤为珍贵。

赵无极,《2.3.60》,布面油画, 45.5×55cm 2018年

而直面现实,算是本次展出作品中最大范围被提及的主题——够新近才够当代,才足够与当下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刘庆和在疫情期间创作的《石舫》,用水墨思维风格呈现人物群像,力图呈现当代生命与生活间永恒的矛盾和问题。一艘载满人的船,本身承载的文化意象和隐喻指向就足够令人玩味,各色阶层、身份、性别、年龄汇聚一堂,像是某种社会哲思的直观视觉体现。而“城市生活的无聊、无奈和空虚”(语出殷双喜),在灰白的背景基调中则一览无余。

刘庆和,《石舫》,160X368 CM,纸本水墨, 2020年

立足于当下,艺术家们回应现实与改造传统的艺术行为相互观照,诞出诸多颇有价值的美学成果。对于展览主旨的另一个阐释角度,来源于美博文化创始人徐娟。她指出:“中国当代艺术除了通过‘批判’而立的一派,另一重要线索是从传统中吸收养料,激活了传统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现代语言转换的‘改良’一派。”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把握住传统,倒像是对时代规律的一次深刻认知。艺术灵感循踪而生,易形而上,同样是当代性的确凿体现。

譬如李向群的《元四家之黄公望》。该作品选自“元四家”系列,白钢打造的不仅是历史上具象的风骨人物,更代表着抽象意义上的精神原型,凝聚着艺术家理念中跨越千年依旧昂然高洁的文人之气。“当代艺术家在寻求以当下视觉经验和生命感受来延续古典文化时,后者也正在顽强地寻找自己的当代生存方式。”,是为此意。

李象群,《元四家之黄公望》,白钢, 185cmx64cmx66cm, 2013年

坐落于二层展厅的作品《24.2㎡》由谭勋而作,平置于地面的巨大矩形由数百块灰砖拼凑而起,是粗粝而规整的苍茫山水意象——古人喜用清淡墨色象征寒天白水的空寂,则拿随手可得的工业基料构建当代意义的“另一种空”。文化意义跨越时空交汇,给予传统更辽阔的呼吸与舒展空间。

谭勋,《24.2㎡——No.2》, 御窑金砖, 280 × 800 cm, 2012-2020年

徐冰广为人知的“新英文书法”代表作,同样在这次展览中展出。艺术家使传统书法艺术脱离开实际功用,以陌生化的手法无限放大书法本身的美学价值,同时创设了一套东西交织的全新符号语言文字体系。在这系列作品问世之前,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东方作为形式主导的异文化结合产物,竟能毫不忸怩瑟缩,洋溢出相当“对味”的东方情趣——后殖民主义下惯常的“西方主导”视角在此失灵,这套作品,同样可以看做是对人们业已建构的固有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我们不禁要再进行审视:

“被复活了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

徐冰,《新英文书法·渔父》, 35cmx282cm, 纸本书法, 2012年

首先可以确证的是,其并不寻常——在以往谈至传统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将时间线拉长至数千年前,环环相扣的文明、文化、艺术和思想,直至今日依旧以各种方式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庞大叙事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也就显得相当明显,所谓“复活”也就不成其说。然而,在整个人类历史发生震荡性变革的20世纪,传统与当代,保守和革命,本土与外来晋升为近乎时代主题的二元对立逻辑,在矛盾和冲撞中成长起来的当代艺术,对待传统的态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但当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成为主流,“被批判的传统”形成完整概念之时,这个观念又成为了被审视的主体,在当代艺术领域掀起新一轮的思考与创作。“在传统受到批判、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艺术家们是如何面对它的?”

关于这个问题,众多当代艺术家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创作中体现出斑斓的多义性,使得传统和现代的界限出乎意料地模糊:刘建华的《迹象》是素色宣纸上的墨滴,或是车窗玻璃上的雨痕,还可以是粘稠的液状石油亦或克鲁苏神话里海妖的毒液。在急速发展的现实世界中,阐释和作品本身发生的联结本身就充斥着非同一般的可能性;

刘建华《迹象》 瓷,可变尺寸 2011年,2013年《迹象》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展出,图片来源:刘建华工作室

徐累的作品题为《霓石·散》,让人联想起女娲补天的五彩奇石传说,其破裂断碎之拱形又状似彩虹,是坚硬的丝绸亦或流动的油彩,聚散隐现间又散逸着幻象与现实的超自然风格;

而无论是在吴笛笛的笔下,还是王振飞与王鹿鸣的创作中,竹子不仅被拗折,更被缠绕蜿屈至某种多维几何形态,“宁折不弯”的品格形态被打碎重构,是否暗喻当代语境下传统价值的变迁与横移?

王振飞&王鹿鸣,《圆-2号》,竹、金属, 500cm x 500cm x 350cm, 2020年

在一个巨大的方形空间里,人们将见到史金淞的作品《万壑松风》。这个装置的故事始于2005年,艺术家原本感怀生命的私人情感创作,在诞生后的十余年间,遭到了产值近亿元人民币的盗版销售。在放任与维权的双重选择中,史金淞试图寻找作为艺术生产者的第三条解决困境的出路。这株陈列于展览的展品,正是艺术家本人举办的“山寨个展”中的代表作。

史金淞,《万壑松风》,现场装置,尺寸可变,2018年

可以发现,艺术作品的语境意义在这里扮演了更加重要且微妙的角色。艺术家们对比、扭曲、翻转、重构,在这些过程中,传统逐渐变得松快,开始允许更多的阐释的出现。而在现代汉语文法中,这个词语除了表示特定的时间意义,是否还能表达更多? 答案是肯定的。从观念层面而言,来自传统的东西不一定真正“传统”,正如时下的许多产物不一定具有理想中的“现代性”。但固有的经验判断,往往会使人们将事物的外在历史与内在本质天然地等同起来。这便是意识形态的缩影之一。在整个“传统复活”的过程中,悖论和矛盾处处都在彰显,像是对一切“理应如此”的大胆挑衅。但这丝毫不妨碍它们与原有之物以合理方式融汇成新的主体,生发全新的意义。

事实上,这同样是典型的东方美学思想。“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传承千年,至今仍浸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大一统”中圆融和睦的家国气象,往往需要足够容纳旁枝逸节的包容性作支撑。立足于此的松美术馆,本身就倾向于给予人们最广阔的想象空间。内部疏松的布局与室外空阔的院庭,达成自在不言中的默契。本次展览尾声的作品,是这种默契最强有力的收束——透过宽大且明净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散落在草坪上古朴且现代的雕塑群像,室内室外合力建构完整的艺术话语,空间感和体验感极强的视觉对话,正像是传统重临现代的平行比喻。观展过后的人们应当清晰地了解到,复活后的传统,其实就是当下。它关乎过去,关乎未来,更与我们自身。(文/ 程彦彬)




来源: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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