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学”的兴起

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加工及品饮方式的简化，使得散茶品饮这种“简便异常”的生活艺术更容易，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植根于广大民间，从而使得茶之品饮艺术从唐宋时期宫廷、文士的雅尚与清玩，转变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因为有散茶的兴趣，并逐渐与社会生活、民俗风尚以及人生礼仪等结合起来，才为中华茶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使得传统的“文士茶”对品饮境界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棋琴书画，而茶正可融合于其中，因此许多明初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极多，计有50多部，其中有许多乃传世佳作。夏树芳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撰《茶董》二卷，陈继儒又续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蘅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张源以长期的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写《茶疏》独精于茶理；罗禀自幼喜茶，便以亲身经历撰写《茶解》；闻龙撰《茶笺》；钱椿年、元庆先后编校《茶谱》等，在这些人与书中，失权及其《茶谱》尤有杰出贡献。